这首诗是明代文学家方孝孺所作的《杂诗四首赠林嘉猷》中的第一首。诗中探讨了古代圣贤如伊尹、周公、董仲舒、贾谊等人的治国理念与文学贡献，以及后世士人对这些经典的传承与理解。

首句“伊周不治经，董贾不言文”以反问的形式，表达了对古代圣贤在治国与文学上的卓越成就的肯定，同时也引出了对后世士人追求辞藻华丽而忽视内心真意的批判。

接着，“宏谟塞宇宙，高论追典坟”赞美了古代圣贤的宏伟谋略和高深理论，仿佛能填满整个宇宙，与经典文献相媲美。这既是对先贤智慧的高度赞扬，也暗含了对后世士人只追求表面辞藻而忽视实质内容的批评。

“如何末代士，操觚动成群”指出在末代（即后世）的士人中，虽然经常有人拿起笔杆子（操觚），却往往形成一群，追求形式上的繁荣，而忽视了内在的道德与真理。

“但要言辞好，不顾心志分”进一步强调了后世士人在创作时过于注重语言的华丽，而忽略了作品背后的真实意图和道德价值，这是对当时文风的一种批评。

“至道岂难行，彝伦人共闻”则提出了一个反问，认为真正的道理并不难以实践，道德规范也是众人皆知的，表达了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现象的忧虑。

最后，“勉哉不远复，恭默事天君”鼓励人们回归正道，以恭敬沉默的态度去遵循天理，体现了作者对于道德复兴的期望和呼吁。

整体而言，这首诗通过对古代圣贤与后世士人治国、文学、道德等方面的对比，表达了对后世士人追求形式而忽视实质的批评，以及对道德复兴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