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东：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以东。义士：指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州郡将领。

2、讨群凶：指讨伐董卓及其党羽。

3、初期：本来期望。盟津：即孟津（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时曾在此大会八百诸侯，此处借指本来期望关东诸将也能像武王伐纣会合的八百诸侯那样同心协力。

4、乃心：其心，指上文“义士”之心。咸阳：秦时的都城，此借指长安，当时献帝被挟持到长安。

5、力不齐：指讨伐董卓的诸州郡将领各有打算，力量不集中。齐：一致。

6、踌躇：犹豫不前。雁行（háng）：飞雁的行列，形容诸军列阵后观望不前的样子。此句倒装，正常语序当为“雁行而踌躇”。

7、嗣：后来。还：同“旋”，不久。自相戕（qiāng）：自相残杀。当时盟军中的袁绍、公孙瓒等发生了内部的攻杀。

8、淮南句：指袁绍的异母弟袁术于公元197年（建安二年）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立为帝。

9、刻玺句：指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绍谋废献帝，想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并刻制印玺。玺，印，秦以后专指皇帝用的印章。

10、铠甲句：由于长年战争，战士们不脱战服，铠甲上都生了虱子。铠甲，古代的护身战服。铠，就是甲。虮，虱卵。

11、万姓：百姓。以：因此。

12、生民：百姓。遗：剩下。

关东的仗义之士都起兵讨伐那些凶残的人。最初约会各路将领订盟，同心讨伐长安董卓。讨伐董卓的各路军队汇合以后，因为各有自己的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势利二字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袁绍的堂弟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由于战争连续不断，士兵长期脱不下战衣，铠甲上生满了虮虱，众多的百姓也因连年战乱而大批死亡。尸骨曝露于野地里无人收埋，千里之间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不过剩下一个还活着，想到这里令人极度哀伤。

这首《蒿里行》可以说是《薤露行》的姐妹篇，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就说明了此与《薤露行》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不同。《蒿里》也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说过：“《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因此，如果说《薤露行》主要是写汉朝王室的倾覆，那么，《蒿里行》则主要是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酿成丧乱的历史事实。

这首诗描绘了一场战争的惨烈场面，通过对比和反衬的手法，表达了诗人对于战争所带来的毁灭和哀伤的深刻感慨。

开篇“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两句，以宏大气魄设置了主题，展示了诗人对于正义之师的赞许与期待。然而，这种期待很快就被现实所打破。“初期会孟津，乃心在咸阳”透露出战争的复杂性和诗人的心理矛盾，表明即使是在正义的名义下进行的战斗，也无法避免内心的纠结。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描绘了战争中的混乱与无序，军队的力量分散和行动迟缓，反映出战争中难以预料的变数。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则揭示了在权力斗争中，人们如何为了私利而互相残杀，表达了一种对于人类贪婪本性的悲哀。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可能是在暗示某个统治者或军阀的野心和权力欲望，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则是对战争惨状的直接描写，通过比喻手法强化了战争带来的恐怖与毁灭。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一幕，是战争后果的最为直观和残酷的展现。诗人以此形象，传达了一种深切的哀伤感受——生灵涂炭，生命消逝，连自然界的声音也被摧毁。

最后，“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则是诗人对于战争后果最为沉痛的抒情。这句话强调了在战争中幸存者寥寥无几，而对此景象的回忆，更是令人心如刀割，不忍卒读。

整首诗运用鲜明的意象和深刻的情感，构建了一场战争的悲剧，通过反思历史的镜头，探讨了人性的复杂与战争的残酷。